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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王曙光《金融伦理学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

关键词:   发布时间:2019-07-12 07:00:01


金融伦理学中的委托与代理关系


王曙光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871)


(本文节选自:王曙光著:《金融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一)委托—代理理论

    谈到委托—代理理论,我们不能不谈到现代企业理论与契约理论的发展。现代企业理论在近三十年中取得重大进展,成为经济学最热门、最前沿的领域。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却相对简单。在阿罗—德布鲁世界里,厂商被看成是一个“黑匣子”,被假定为一个整合各种生产要素并在预算约束下采取利润最大化行为。这种过于简单的假定忽略了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与激励问题,无法解释企业的很多问题。为了研究企业这个“黑匣子”在内部组织结构上的特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经济学家从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两个方面入手,发展了企业的契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新制度经济学家(如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詹森和麦克林、张五常、哈特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交易费用理论和代理理论,从而对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重构。交易费用理论的重点是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即研究企业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有企业存在,其研究重点是市场和企业的纵向一体化选择;而代理理论则重点研究企业内部结构与企业中的代理关系,更关注企业的内部横向一体化问题。

    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在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代理人。随着现代规模化大生产的发展,委托代理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分工的细化导致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精力的局限而不能行使所有权利,因此必须把权利部分地让给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能力与精力代理行使委托人委托的权利。但是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显然存在利益冲突,他们有着不同的效用函数,委托人追求自我财富最大化,而代理人则追求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因此必须设计出一定的制度框架来激励和约束代理人,使得代理人的行为不至于损害委托人利益。从本质上来说,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与代理理论研究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出最优的交易契约或机制来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法学中的委托人代理人概念与经济学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含义有些不同。在法律上,当A授权B代表A从事某种活动时,委托—代理关系就产生了,其中A称为委托人,B称为代理人。但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代理人(即拥有私人信息的博弈参与方为代理人),而没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委托人。简单来说,知情者(informed player)是代理人,而不知情者(uninformed player)是委托人,这样的经济学定义背后隐含的假定是,知情者的私人信息(行动或知识)影响不知情者的利益,或者说,不知情者不得不为知情者的行为承担风险。因此,最终说来,委托——代理人理论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一个博弈参与人(称为委托人)想使另一个参与人(称为代理人)按照前者的利益选择行动,但是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代理人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另外一些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一些外生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而仅仅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整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激励或约束)代理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



(二)金融体系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虽然委托—代理理论一开始是从研究企业内部激励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个理论一旦产生,就被推广拓展到其他很多领域,甚至推广到政治领域。人们发现,不仅企业内部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同样,在雇主与雇员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买者与卖者之间、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选民与官员之间,广泛地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委托—代理理论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金融体系中也广泛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道理很简单,金融体系中大量存在着各种契约关系,而在缔结契约的各交易方(博弈各方)之间,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所以也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比如在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时投保人具有信息优势,因为只有投保人知道自己健康状况,也才知道自己为防盗防火而采取的措施;在某些情况下保险公司又具有信息优势,尤其在保险条款的制订方面,投保人很容易被那些琐细的、五花八门的条款所迷惑。因此,在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委托代理关系,尽管大部分时候投保人是代理人(具有信息优势),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保险公司也是代理人(尤其在签约前具有知识上的优势)。在储蓄者与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储蓄者是委托人(债权人一般不具有信息优势),而商业银行是代理人,因为商业银行作为债务人,才知道自己将如何使用这些存款,如何保证存款的保值增值,在这些方面,商业银行具有信息优势。在投资者(股东)与上市公司之间,也是债仅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上市公司在大部分时候显然具有信息优势,属于代理人,而投资者(股东)属于委托人。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明委托代理问题在金融体系中的存在是何其广泛。

    我们可以在委托—代理理论框架下将委托—代理模型分成五类,并以金融体系中的委托—代理例子分别加以说明,在说明中,本部分参考Rasmusen(1994)和张维迎(1996)的分类方法:

    1、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With hidden action)。在此模型中,签约人信息是对称的(因而是完全信息),签约后,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因而是不完美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以诱使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有最利的行动。在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签约后,保险公司难以直接观测到投保人的防盗措施做得如何,也难以观测到投保人是否饮酒吸烟,因而这都属于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同样,存款人在将资金存到商业银行之中后,存款人也难以直接观测到银行经理是如何进行项目投资的,因而无法辨别项目风险,这也属于隐藏行动道德风险。

    2、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Moral hazard With hidden information)。签约时信息是对称的(因而是完全信息);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可能是代理人的类型);代理人观测到自然的选择,然后选择行动(如向委托人报告自然的选择);委托人观测代理人的行动,但不能观测到自然的选择(因而是不完美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合同以诱使代理人在给定自然状态下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如真实地报告自然状况)。例如,一个基金公司经理与基金销售人员的关系:基金销售人员(代理人)知道购买基金的顾客的特征,而基金公司经理(委托人)不知道;基金经理的激励合同是要向基金销售人员提供刺激以使后者针对不同的基金购买者选择不同的销售策略。

    3、逆向选择模型(Adverse Selection)。自然选择代理人的类型,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类型,而委托人不知道(因而信息总是不完全的);委托人和代理人签订合同。由于签约前信息不完全,因此越是资质较差的代理人越有积极性与委托人签订合约,而最终结果也是越是资质较差的代理人越有可能与委托人签订合约。在金融体系中,越是财务状况比较严峻的企业越是有动力去商业银行寻求贷款,越是资金紧缺的公司越是希望通过上市来获取融资,因此这两种情形都是逆向选择模型。

    4、信号传递模型(Signaling Model)。自然选择代理人的类型,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类型,委托人不知道(因而信息不完全的);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息;委托人在观测到信号之后与代理人签订合同。投资者与基金经理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并不知道作为代理人的基金经理的类型,不了解基金公司投资项目的风险,因此代理人选择“回报年”作为信号,投资者以回报年来选择代理人从而签订合同。

    5、信息甄别模型(Screening model)。自然选择代理人的类型;代理人知道自己的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因而信息不是完全的);委托人提供多个合同供代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合适自己的合同,并根据合同选择行动。典型的例子是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关系: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风险,保险公司不知道;因此,保险公司针对不同类型的潜在投保人制定不同的保险合同,投保人根据自己的风险特征选择一个保险合同。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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